进来的人不是赵铁头。不是他。
是军医。姓方，在营中待了三年，平日里只给伤兵包扎换药，从不与我多说话。四十来岁，生得白净，手指细长，那双手我曾见过无数次——在血淋淋的伤口上穿针引线，面不改色。
现在那双手里攥着我的刀。
我昨夜磨的那把。
“将军。”他站在门口，慢条斯理地把帐帘系紧，转过身来，“末将伺候您更衣。”
我想骂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只发出一点微弱的气音。身子软得像一团烂泥，偏偏皮肉底下烧得滚烫，连呼吸都带着火星。
他走近了。
靴子踩在地上的声音，一步，一步，每一步都踩在我心跳上。
他在我面前蹲下来，端详着我的脸。那目光不像赵铁头那样急切滚烫，而是慢的，细细的，像在看一幅画，或者一具尸体。
“三年了。”他说，“我给您换了三年药，包扎了三年伤口。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
我说不出话。眼眶酸涩，是药性催的泪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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