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三月，春寒料峭，程寰和孙满仓拎着两只蛇皮袋，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，从北方一路南下，在沿海的这座城市落了脚。
陆瑾庭给的启动资金很充裕，加上一封写着"见信如面"的介绍信，程寰在码头附近租下一间仓库，挂了个小型贸易行的牌子。
沿海的风带着咸腥味，跟内陆干冷的空气截然不同，路上跑的是三轮车和偶尔一辆冒黑烟的卡车，街边的梧桐树刚冒出嫩黄色的芽。
程寰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摸清周边的行情，白天跟码头上卸货的工人混在一起递烟攀关系，晚上在昏暗的灯泡底下对着账本啃钢笔帽子。
他现在识字了，能写能算，笔画歪扭扭的，记账本上密麻全是他自创的速记符号，只有他自己看得懂。
孙满仓在旁边铺了张行军床，每晚听他翻账本翻到半夜都不睡觉，第二天还能精神抖擞地出门谈生意。
程寰变了很多。
身板比两年前又宽了一圈，肩膀撑得西装都嫌紧，脸上那点农村小伙子的青涩褪得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生意场上磨出来的精明和凶狠，他说话嗓门大，笑起来露一口白牙，跟人谈价钱的时候眼皮子都不带抬的，嘴角叼着根烟卷慢慢吐烟圈，一副你爱卖不卖老子不差你这一家的派头。
码头上的老油条们起初还想欺他是外地来的愣头青，几次被他用陆瑾庭教的那套连消带打的谈判术拿捏住了，再加上孙满仓那副五大三粗的块头往边上一戳，渐渐也就服了软，喊他"程老板"。
程寰听着这称呼，乐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，他在心里盘算着，等第一批货走通了，就给天宝汇一笔钱回去。
四月中旬，仓库的事情理顺了，程寰把那张已经磨得快看不清的纸条拍在孙满仓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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