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回头的必要，因为她不认为自己在逃跑。
她只是完成了她该做的事，然后回到她的旅馆，收拾行李，第二天坐飞机回纽约。她的研学报告大概写得整整齐齐，交给老师的时候面带微笑。
她的老师大概永远不会知道，那份研学报告的每一页之间，都夹着看不见的血迹。
宁洱声把笔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那份“报告”还摊在桌上。
“本报告将不会提交。”
那句话像一个句号一样躺在那里，圆圆的，黑黑的，像一只闭上的眼睛。
但他还没写完。
他又提起笔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墨水在笔尖聚成一颗小小的黑珍珠，颤颤的，就是不肯落下去。
“一个十二岁女孩杀死姥姥的罪行，在法庭上将被视为冷血谋杀。辩护律师也许会提她的年龄，提她的成长环境，提她的心理状态，提一切可以减轻量刑的因素。但没有人会提——在法庭上，在那些庄严的橡木长椅和假发之间，没有人会提——柳月珍用了多少年的时间，杀死她的女儿。那是一种不会留下指纹的谋杀，不会在法医报告上留下任何记录。没有刀伤，没有血迹，没有安眠药，没有煤气。它只会在受害者的眼睛里留下一种永远不会褪去的灰色，在那灰色里，一个女儿永远不敢正视自己的母亲，永远不敢向自己的母亲开口求助，永远在每一次见面前做深呼吸，永远在每一次离开后觉得如释重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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